桂冠诗人这一称谓，蕴含着深厚的文化历史背景，它不仅是诗歌艺术领域的至高荣誉，更是连接古今、横跨中西的文化符号。其来历可追溯至古希腊神话，经由中世纪欧洲宫廷的演变，最终在近现代形成了具有官方任命性质的诗人荣誉制度，尤其在英国得到了最为完整和系统的传承与发展。
桂冠诗人的概念，其根源深植于古希腊神话之中。据传，在奥维德的《变形记》第一卷中记载，阿波罗在追逐达佛涅的过程中，后者化身为月桂树以逃脱。阿波罗因此对月桂树产生了深厚的情感，将其视为自己的象征，并决定用月桂枝条或桂冠作为对诗人及优胜者的荣誉奖赏。这一神话不仅赋予了桂冠以神圣的象征意义，更为后世艺术家们追求荣誉提供了灵感的源泉。
从阿波罗神话到实际的桂冠诗人制度，中间经历了漫长的演变过程。在中世纪的欧洲，宫廷成为了文化艺术的重要庇护所。斯堪的纳维亚的吟唱诗人（skald）、威尔士的吟游诗人（bard）以及盎格鲁-撒克逊的吟游诗人（scop）等，都是依附于特定宫廷，为其创作诗歌以娱乐和颂扬宫廷生活。这些宫廷诗人虽然并未直接被称为“桂冠诗人”，但他们的工作性质和桂冠诗人有着异曲同工之妙，都是为宫廷提供诗歌服务，享受宫廷的供养。
在英国，宫廷诗人的角色逐渐从单纯的娱乐提供者转变为更具官方色彩的文化象征。从威廉一世时的宫廷诗人，到亨利一世时的御前诗人，再到亨利三世时的王室诗人，这一角色的转变反映了宫廷对诗歌艺术的日益重视。尤其是“王室诗人”这一称号的出现，标志着宫廷诗人开始获得官方的认可和供养，他们不仅能定期得到俸金和俸酒，还承担起了为王室歌功颂德、悼念志哀以及为重大庆典撰写贺词等职责。
尽管宫廷诗人的角色已经具备了桂冠诗人的雏形，但真正的英国桂冠诗人制度是在17世纪后期才正式确立的。1668年，约翰·德莱顿被任命为英国首位官方桂冠诗人，这一职位的设立标志着桂冠诗人制度在英国的正式形成。德莱顿不仅是一位杰出的诗人和剧作家，还是一位敏锐的评论家，他的任命不仅是对他个人才华的认可，更是对诗歌艺术在英国文化中的重要地位的肯定。
德莱顿之后的桂冠诗人们，如托马斯·沙德韦尔、内厄姆·泰特、尼古拉斯·罗、劳伦斯·尤斯登、科利·西伯、威廉·怀特黑德、托马斯·沃顿、亨利·詹姆斯·派伊等，都继承了德莱顿的传统，为王室创作诗歌，履行桂冠诗人的职责。然而，这一时期的桂冠诗人并没有明确的职责规定，他们的创作内容相对自由，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和才华进行选择。
到了18世纪早期，桂冠诗人的角色发生了显著变化。他们成为了皇室的一员，每年必须创作出《新年颂》和《皇诞颂》等颂词，并在国王御前演唱。这一规定使得桂冠诗人的地位更加显赫，但同时也限制了他们的创作自由。然而，随着时代的变迁和文学观念的演进，这一规定在骚塞任内被取消，桂冠诗人的创作再次获得了更大的自由空间。
19世纪是英国诗歌艺术的黄金时代，威廉·华兹华斯、阿尔弗雷德·丁尼生等桂冠诗人的出现，不仅推动了英国诗歌艺术的发展，也为桂冠诗人制度注入了新的活力。华兹华斯以其对自然的深刻描绘和对人生的独到见解，成为英国浪漫主义诗歌的杰出代表。他的《抒情歌谣集》开创了新一代诗风，成为英国文学史上的经典之作。而丁尼生则以其宏伟壮丽的诗歌和深厚的文学功底，赢得了广泛的赞誉和尊敬。
进入20世纪后，桂冠诗人制度经历了进一步的变革。1998年之前的桂冠诗人是终身制的，但自安德鲁·莫辛开始，桂冠诗人的任期改为十年。这一变革不仅为更多优秀的诗人提供了担任桂冠诗人的机会，也促进了诗歌艺术的多样化和创新。同时，桂冠诗人的年薪也大幅提高，从象征性的100英镑外加一桶雪莉葡萄酒增加到了大约5000英镑外加一桶雪莉葡萄酒，这一变化反映了英国政府对诗歌艺术的日益重视和支持。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桂冠诗人这一称谓起源于西方，但在中国现代诗歌史上，也出现了类似的概念和实践。徐志摩、戴望舒、何其芳等中国现代诗人，虽然并未被官方任命为桂冠诗人，但他们的诗歌才华和艺术成就得到了广泛的认可和赞誉。他们的诗歌作品不仅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据重要地位，也对后世诗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徐志摩的《再别康桥》以其深情细腻的情感描绘和独特的艺术风格，成为中国现代诗歌的经典之作。戴望舒的《烦忧》则以简洁明快的语言和深刻的内心独白，展现了现代都市人的孤独与迷茫。何其芳的《欢乐》则以清新自然的笔触和富有哲理的思考，探索了人生的意义和价值。这些诗人的作品不仅在中国文学史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也为后世诗人提供了宝贵的艺术借鉴和启示。
综上所述，桂冠诗人的来历是一个跨越时空、融合中西的文化现象。从古希腊神话的起源到中世纪欧洲宫廷的演变，再到近现代英国桂冠诗人制度的正式确立与现代转型，桂冠诗人这一称谓不仅承载了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也见证了诗歌艺术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发展和演变。同时，在中国现代诗歌史上，类似桂冠诗人的概念和实践也为中国诗歌的繁荣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