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史，作为中国古代的一种官职，始于元代，并在明清两代得以沿用。虽然这一职位在官僚体系中并不显赫，甚至未入流（即无品阶），但它却在实际政务运作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尤其是在地方治安和司法事务方面。以下是对典史这一官职的详细介绍。
典史一职始设于元代，明清两代均有设置。在州县一级的行政机构中，典史是知县的佐杂官，主要负责缉捕、监狱等事务。由于其未入流的地位，典史在官僚体系中处于相对较低的层级，但这并不意味着其职务不重要或影响力有限。相反，典史在地方上的实际权力往往超出了其品级所限，特别是在知县不在时，典史往往需要代行部分知县职权，处理地方事务。
在明清两代，典史的地位虽低，但其任命程序却十分严格。典史由吏部铨选，并需皇帝签批任命，因此属于“朝廷命官”。这一任命程序确保了典史在地方上的权威性和合法性，也使得他们在执行公务时能够得到地方官员和百姓的尊重。
典史的主要职责是掌管缉捕、监狱等事务，类似于现代的县级公安局长。他们负责维护地方治安，抓捕罪犯，以及管理监狱和囚犯。在没有县丞、主簿等职位时，典史还需兼领县丞或主簿之职，负责钱粮、户籍、治安等事务。因此，典史在地方上的职责相当繁重，需要具备多方面的能力和素质。
除了上述职责外，典史在知县不在时还可以代行部分知县职权，如审理案件、处理地方事务等。这一权限使得典史在地方上的影响力得以进一步扩大。然而，需要注意的是，清律严禁典史受理词讼，即直接处理民间诉讼案件。但在知县公出或无法履行职责时，典史可受权代理审案，这一做法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地方司法压力。
典史的办公场所通常设在知县衙门的西侧，因此有时也被称为“西衙”。这一办公场所的设置反映了典史在地方行政机构中的位置和角色。与知县、县丞、主簿等职位相比，典史的办公场所虽然较为简陋，但其重要性却不容忽视。
在民间，典史因排位在第四（知县、县丞、主簿之后），因此被称为“四爷”。这一称谓既体现了典史在地方行政机构中的地位，也反映了百姓对其的尊重和认可。同时，由于典史在地方治安和司法事务中的重要作用，百姓还常将其称为“司爷”、“捕廉老爷”等，这些称谓都体现了典史在地方上的权威性和影响力。
虽然典史未入流无品阶，但其俸禄和待遇却相对稳定。在明代洪武十三年（1380年），典史的月俸为月米三石。到了清代，典史的年俸银为31两5钱2分，养廉银为80两。这些俸禄虽然不高，但足以维持典史及其家庭的基本生活。此外，典史在执行公务时还可以获得一定的补贴和奖励，如抓捕罪犯的赏金等。
然而，由于典史的地位和职权相对较低，他们在官场上的晋升空间也相对有限。因此，一些典史往往会通过贪污受贿、滥用职权等手段来谋取私利。这种行为不仅损害了典史的声誉和形象，也严重影响了地方治安和司法公正。
在历史文献和民间传说中，典史的形象往往被描绘为既有正直无私、廉洁奉公的一面，也有贪婪腐败、滥用职权的一面。这种形象的多样性反映了典史这一职位的复杂性和多面性。
一方面，一些典史在任期间勤勤恳恳、尽职尽责，为地方治安和司法公正做出了重要贡献。例如明代的曹鼐，他在担任泰和县典史期间，不仅工作认真负责，还积极准备科举考试，最终成功考中状元，实现了人生的逆袭。这种正面的典史形象激励着后人不断追求进步和公正。
另一方面，也有一些典史在任期间贪污受贿、滥用职权，严重损害了地方治安和司法公正。他们利用手中的权力谋取私利，欺压百姓，甚至与犯罪分子勾结在一起。这种行为不仅破坏了地方行政机构的形象和权威，也严重损害了百姓的利益和福祉。例如清代的一些典史在办理盗窃案件时，往往会利用办案之机唆使小偷指认富有但无势力背景的人家进行诬陷和敲诈勒索。这种行为被称为“贼开花”，严重败坏了典史的形象和声誉。
尽管典史在官僚体系中地位不高且未入流，但他们在地方上的作用却不容忽视。典史作为知县的佐杂官和地方治安的主要负责人之一，他们的工作直接关系到地方百姓的生活和福祉。因此，加强对典史的管理和监督对于维护地方治安和司法公正具有重要意义。
同时，典史的形象和事迹也为后人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教训。他们既有正直无私、廉洁奉公的一面值得后人学习和借鉴；也有贪婪腐败、滥用职权的一面需要后人引以为戒。这些经验和教训对于后人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道德观具有重要意义。
综上所述，典史作为中国古代的一种官职虽然未入流无品阶，但他们在地方上的作用却不容忽视。他们负责维护地方治安、管理监狱和囚犯以及处理地方事务等职责重要而繁重。加强对典史的管理和监督对于维护地方治安和司法公正具有重要意义。同时，我们也应该从典史的形象和事迹中汲取经验和教训，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道德观。
